我之所以走上写作卫生的道路,除了受到郑渊洁的关键性影响,最初还是要感谢我的小学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杨维姗老师。自大概四年级之后,杨老师便要求我们全班同学每天都要写一篇作文。尽管写作文和写作是完全两码事,但这种启蒙方式还是让我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几学期下来我积累了好几本这样的作文,如今家里还珍藏着其中一本。
杨老师布置作文并不命题,随便写,给了我海阔天空的机会,可以任选自己喜爱的题材。直到今天我还是不太喜欢写命题的东西,遇到编辑约稿,希望我写某某规格的文章,我总是举笔维艰,可能就是这个原因。
杨老师对作文只有两个要求:一、不准打草稿;二、要事先列提纲。前者令我受益匪浅,后者令我痛苦不堪。
那时我写作文跟今天写作有着一个一致的习惯:直到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才知道自己写出来的究竟是什么玩意。而杨老师要求我们事先列提纲,着实令我无奈。在开写之前我头脑完全是一片空白,怎么办?于是每次作文,我都是事先在作文本上空出好几行,写完后再总结提纲补上去。我不知道别的同学是否跟我一样,但那时我的作文经常会被当作范文来读,我估计这就是我的独门秘笈。
写作时不打草稿甚至不打腹稿,一气呵成,这是一种很痛快的享受。坐在电脑前,跟着笔下人物一起深陷谜团,感受到的完全是故事情节在拖着自己走。写到兴头上,只恨自己手指太慢,恨不得每分钟能打一千个字,好让自己赶快知道结局。
我本来以为这是胸无成竹的表现,意味着我并不善于事先架构故事的整体。但2004年6月9日晚在北京国贸大厦必胜客餐厅,郑渊洁亲口对我们讲:“我写作时事先对自己要写的东西只是有一个大概的轮廓罢了,全然不知道具体会发生什么。比如《金拇指》中的米小旭,我本来打算把她写疯,可她就是不疯。到后来用死跟我对抗,宁死也不疯,急死我了!”于是我心里有了底,再也不为自己不会列提纲而为难了。
最近跟老谢搞少年侦探,由于这种体裁需要全书前后连贯整体相应,他开始事先列提纲。本来我也想这么尝试,毕竟列提纲有列提纲的好处:写起来顺当、不会出现构思中断现象、整篇文章比较统一等等。但我还是放弃了,因为如果事先列提纲,我将无法体会那种跟笔下人物一起历险的写作快乐。而如果写作不能给我带来快乐,那我还写作干什么?另外,我书中最令我满意的出彩之处,无一例外都是在写作过程中临时迸发出来的。相反,如果事先设想得太全面,我写起来反倒会感觉非常痛苦,就好像在看一部已经知道结局的电视剧。
最近几本书我正在由短篇系列故事向完整的长篇故事进行转变。刚开始几本(《别把学校当“鸟笼”》、《报告老师,我有意见》)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整体,但实际上依然是由若干单个故事堆积起来的。可喜的是,每一本都比前一本显得更加整体化。正在写的这个系列已经写到了第三本,第一本还是有些杂碎;第二本就实现了飞跃,只在写到全书三分之二的时候出现过一次构思中断;眼下正在写的第三本已经完成了一小半,形势可喜,虽然还不知道会怎样结尾,但笔下感觉比上一本又好了许多。再下一本我会写一个悬念故事,如果悬念故事不列提纲依然可以写得很好,那我写这套书希望实现的目标之一——从短篇堆砌向完整长篇过渡——就算胜利实现了。(另外一个目标是掌握刻画人物形象的技巧。)
按计划,我将在2月份我27岁生日到来前6天完成这一转变,具备比较成熟的写完整长篇的能力。据我研究,郑渊洁是在他27岁-30岁间(1983年-1986年)写《红汽车历险记》时才初步具备写完整长篇的能力的,写了4年;32岁(1988年)时才写出成熟的长篇童话《蛇王淘金》。(有人会说郑渊洁开始写长篇是1982年9月13日开写的《舒克和贝塔历险记》,实际上1982年郑渊洁写的只是一个短篇《开直升飞机的小老鼠》,加料写成长篇是以后的事情了。)
现在算来,当时全班30名同学一起每日一篇写作文,如今真正靠码字为生的也只有我一个。由此可见写作之才是天生的,也可见因材施教的重要性。如果杨老师当时布置给我们的任务是每天唱一支歌,那培养出来的可能就是另外一名在唱歌上有天赋的同学了,而我则被扼杀了。每每想到这里,我都会后怕连连,不禁感叹自己实在太幸运了。